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
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
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
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
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
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
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
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
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
上了，他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
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
要说这个了”。
李云飞自己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是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
要被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
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
讼的地方。
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
就可以被斗。 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
，在四队产生新的领导班子时， 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
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
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
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
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
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
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
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
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
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
竟然反对改造， 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 至于被打
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
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
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 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
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你认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
的是大庆党委， 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
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
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
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
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
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一直给她
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可能做不到。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
从梦中醒来。 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
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
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
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 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
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
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
。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
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
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
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
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
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
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 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
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
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
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
卓越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
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
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
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 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
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